伊朗曾请求美国参与坠机救援 美方因后勤原因“无力”提供

联邦最高法院早期的判决普遍判定[33]，立遗嘱人在遗嘱中将遗产指定由情人继承的行为是无效的，因为这种情人关系破坏正常的婚姻关系，违反善良风俗原则，直到1970年才出现重大转变。

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法学理论的自主创新有得天独厚的本土资源。尽管国家存在种种缺点，但与其他相比，还只有国家才能最好地代表社会化的要求和体现社会性的属性，如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只有通过国家职能的行使才能完成。

[14]1842年，另一位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出版了《公有法典》一书，其中的第三章题为分配法和经济法，其含义与摩莱里的大致相同。  丘敬山，温州大学法政学院。[17]经济法是一种社会分配法，它通过税收征管和财政转移支付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从根本上说，经济法就是要为民法发挥作用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从而使民法沿着正确的轨道和方向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总体而言，经济法体系由调整市场监管关系的市场监管法和调整宏观调控关系的宏观调控法所共同构成。

由上述法律构成的经济法体系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并为其服务，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特色。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自由竞争时期和垄断时期三个阶段。尤其是新时期中国传播、吸纳西方法学观的活动，还带有创新的成分，即许多西方的法学观，原来的内涵比较狭隘，基础也不扎实，但我们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使其内容得到了充实，使其精神获得了升华。

[15]魏源：《海国图志》佛兰西国总记下，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这些立法，不仅在中国近代发挥着作用，而且至目前，其主要制度和原则在台湾地区还一直在适用。权力不仅仅来源于国内法，而且也来源于自然法。(2)内务部接到此令后，即行通饬所属一体遵照。

与王韬、黄遵先等人的活动大体同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维新变法人士郑观应(1842 —1921)也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的作品，1873年出版了《救时揭要》，1880年出版《易言》，在此基础上，1894年进一步出版了著名的启蒙著作《盛世危言》。[44] 沈家本根据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学说也特别强调政、刑 分离，反对以行政而兼司法，为此，沈家本在起草新刑律时，借批判封建司法中的比附援引，表达了司法不得侵犯立法之权。

[36]《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这一点也使传教士的影响要超越其他的外国法律专家。余观欧美大小诸国，无论君主君民共主，一言以蔽之曰：以法治国而已矣。从该年起至1884 年，王韬旅居香港23年，撰写了大量的传播西方政治与法律思想包括西方法学观的时论，这些作品与内地的洋务运动遥相呼应，对启迪中国人的法律意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24]在《原君》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民爱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同时，传教士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也特别长，不象其他外国人。[25]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页。[20]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王贻梁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希望通过这些法学观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可以提高政府和民众的法律意识，建设一个平等、民主的法治国家。[21] 梁启超在《论立法权》一文中也指出：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 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

[27]《孟德斯鸠 法意》，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34页。  注释: [1]A.C.Campbell,(Grotius's)The Rights ofWar and Peace,M.Walter Dunne,Publisher,New York and London,(1901),p.19,p.33, p.25,p.70. [2]Ibid,p.56,p.75,p.136,p.125,p.111,p.114, p.229. [3]Ibid,p.221,p.222,p.235. [4][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 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8页，第91页，第151页。

但是，囿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上的闭锁，政治上的封建、专制和集权，以及文化上的纲常礼教的严重束缚，上述西方的法学观念在实践中的实行程度，则并不令人满意，即中国在西方法学观的指导下的中国近代法学的诞生和成长过程，带有深刻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矛盾。[13]在英国，设有大事会议，各抒己见。比如，魏源指出：在美国，实行的是法治的原则。如国家不赐以自由权，则小己即无自由之道。[43]《章太炎全集》(三)，刑官第三十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林则徐的好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1794—1857)在1842年完成的《海国图志》 一书，积极地宣传了西方的民主与法治的观念。

这是一项神圣的信条，舍此就不会有一个合理的社会。第一，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经历的争论、阻力和挫折特别多。

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如康 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和《上清帝第六书》(1898年)、《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同前)等奏书、文章中，梁启超在1899年的《各国宪法异同论》、1902年发表的《论立法权》、《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等论文中，严复在译著《天演论》(1896年) 、《原富》(1898年)、《群己权界论》(1903年)、《社会通诠》(1904年)等作品，尤其是在1904—1909年完成面世的《孟德斯鸠法意》一书中，对西方的宪政制度、权力分立、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和观念，都作了宣传和阐述(笔者注：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属于资产阶级的改良派的行列。

反观中国的情况，不仅争论多，阻力大，而且挫折严重。而这一点，却使中国近代在传播西方法学观进程中的本土化事业更加艰难。

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仅以司法独立这一观念作些分析。1862年开始的北京同文馆的万国公法教育，使得近代西方的权利观念、主权观念、权力分立与制衡的观念等传入了中国。主权既在人民，断无自挟主权 以迫胁人民自身之事。这是中国区别于其他东方国家包括日本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32] 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33]一文中，引用薛纽伯的话说：古之法律，贵族的法律也。人们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公共的，正如作出规定的意志是公意一样。

胥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举所谓正名定分，息争弭患，一以法行之。[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第30页，第51页，第69页，第70页。

高一涵认为：欲尊重一己之自由，亦必尊重他人之自由。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

《法律评论》于1923年7月1日由朝阳大学所创办。他指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意志的记录。至于我们民国的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在这些文章 中，陈独秀传播了许多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学观念。

由社会公约而得出的第一条法律，也是唯一真正根本的法律，就是每个人在一切事物上都应该以全体的最大幸福为依归。[4]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一书中也指出：平等是共和政体的灵魂。

因此，在抽象、概括和总结近代西方法学观的内涵时，首先必须从这些思想家的原始话语入手。根本就不存在没有法律的自由，也不存在任何人是高于法律之上的。

一方面，留学生去外国学习法和法学，对西方法学观比较熟悉，与未出过国门的法律人才相比，在传播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45] 孙中山在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方面，不仅有主张，而且有实践。